发展中国家的税制虽然大多各不相同，但是也有一些大致相似的共同特点。笔者根据在海外多年实地工作的体会，小结如下；税制相对比较简单，有待规范，实际操作中不确定性大，需要在试错和实践中学习和掌握。

　　很多发展中国家，历史上曾经是西方列强宗主国（如英国，法国，西班牙，葡萄牙）的殖民地，虽时过境迁，这些国家都已独立建国，但是其税制很多还是沿用过去殖民地最初制定的税法，并没有作较大的修改。如，西非原法属地，其税制受法国税制的影响很深；安哥拉、赤道几内亚等国的税制仍有葡萄牙税制影响的烙印，老挝，柬埔寨还在沿用法国税制的体系，南美洲各国还是有西班牙税制的影响。若有可能，对这些国家原宗主国（如现在英国，法国，西班牙，葡萄牙等发达国家）的现行税制进行学习和研究，同时对比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行税制，一定会有助于帮助理解和掌握当地的税制。

　　虽然说，发展中各国的税制有所不同，几乎是“一国一制”。但是在特定的地理小区域内，还是有一定的共同特点。比如说中亚五国（包括乌兹别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哈萨克斯坦、土库曼斯坦、塔吉克斯坦），东非共同体（即EAC，包括肯尼亚、乌干达和坦桑尼亚）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（即ECOWAS，包括贝宁、布基纳法索、多哥、佛得角、冈比亚、几内亚、几内亚比绍、加纳、科特迪瓦、利比里亚、马里、尼日尔、尼日利亚、塞拉利昂、塞内加尔），中东的海湾六国（即GCC，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、阿曼苏丹国、巴林王国、卡塔尔国、科威特国、沙特阿拉伯王国），还有在原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（华约组织），现转型学习欧盟税制的东欧国家以及加勒比海区域的中美洲各国。这些小区域的国家基本上税制是相似的，甚至在该小区域内是统一关税同盟，享受小区域内的关税优惠和相关税收优惠。

　　从主体收入的税种来看，大多发展中国家的主体税种是流转税（增值税或GST），所得税占比较小，地方税也较庞杂，（如地方的合同注册税，跨省的过路税，地下资源税，城市户外广告税等等）。地方税往往由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立法和征收，中央（联邦）政府很难统一和协调。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改革或完善流转税，如从原来的货物和服务税（GST）改为增值税，或原来没有增值税，现在开始开征增值税。流转税的计算相对简单，所得税的规定也不太复杂。正是因为税制的相对简单和不完善，使得当地税务机关的执法解释带有一定的随意性，“走出去”企业对税法的理解多凭以往的经验和试错总结。从这些年的税改趋势来看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在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，另一方面在提高或保持着较高的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率。如安哥拉，其税收体系建立于20世纪70年代，近半个世纪中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，但从2015年开始，企业所得税预扣税率开始变动，承包商不动产建设、改进和维护预扣税率从之前的3.5%调整到6.5%，对中资企业在建项目产生了较大影响。

　　从征管形式上看，发展中国家更注重形式。以每月或每季度的纳税申报为例，企业大多被要求到当地税务机关的申报窗口缴税，提交的财税资料的要件很重要，必须达到形式要求，如相关费用支出必须要对应相关银行流水单等。

　　从缴税环节上看，发展中国家更注重实效，注重税收收入的源泉控缴。很多发展中国家实行源泉扣缴制，如从业主支付端、从上游供应链以及服务提供商的支付环节就进行源泉扣缴，且扣缴的税率比较高。有很多国家直接按照合同金额，或工程支付款项的一定比例，核定征收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。预扣预缴本来是一种税收预先征收制度，企业在年终可以根据汇算清缴情况多退少补。但实际操作中，企业多缴退回的操作难度很大，即便是可以申请退税，也是耗时耗力，还需要花费一定的公关费用。

　　值得特别注意的是；近些年来，随着中国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推进，中资“走出去”企业越来越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，经营，也成为了这些国家的重点税源及重点税收管理和监管的企业大客户。同时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加强了对中资企业的反避税的措施。如学习中国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检查，稽查和反避税的手段和经验，完善转让定价的法规，开始做转让定价的纳税调整。又如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和方式（如电算化，大数据，网络取证等）针对中资企业开始加强征管。也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积极加入国际间的税收合作，如依据双边税收协定交换税收情报，通过CRS合作，从对方国家调取银行信息，以此进行反避税。

　　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并没有签到双边税收协定。更有甚者，即便很多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签订有双边税务协定，但在实际执行中也并不完全遵从和执行。对此，中资“走出去”企业在这些国家遇到明显错误征税，重复征税，歧视待遇等情况，可以求助其在中国所在省级税务机关及国家税务总局，依照双边税收协定以及中国的《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实施办法》，申请启动双边税收磋商机制，主张保护中资企业应有的合法利益，积极争取落实协定优惠待遇。

　　从税收立法，执法和司法的角度看，大发展中国家还是延续了其原殖民宗主国的政治体制。及立法，执法，司法三权分立，中央与地方政府相对独立，各司其政。税务的具体税法执行部门自由裁量权较大，具体执行尺度也不一致。例如，企业会面临当地税务机关的随时检查、重复检查，这类税务检查多以补税罚款为目的。但是纳税人遇到税收纠纷和争议时，需要打官司，即走法院的诉讼程序，而不是像中国那样，先由税务征收机关进行行政复议。虽然发展中国家税法也有相应的法律诉讼程序，但因诉讼过程较长，中资企业需花费很大的诉讼费用，聘请专业中介，请税务律师代理打官司。甚至就是赢了官司，但最终执行仍是很困难。有很多的“走出去”企业不愿选择与税务机关打官司，希望息事宁人，与当地税局协商和解。但是因这些国家的执法和司法体制的不同，往往税局的默许，认可并不能保证彻底的结案，随后因相关税务具体主管或稽查官员的变动，往往会有翻案或重新补征税款的现象，有的中资企业甚至有陷入政府的行贿受贿的负面舆论之中。中资“走出去”企业一定要克服畏难情绪，力争走当地国家正规法律诉讼程序，促使法院尽快做出有利的案例判决。

　　在很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税务专业中介不够发达，分工不细，国际化的程度不够（如很多的当地中介不能有效地用英文交流，极少有能用中文沟通的中介）。很多当地国家的中小财税中介，即做代理记账，审计，同时还做税务申报和税务年度清算。甚至财税中介还兼有提供法律和人力资源的中介服务。要在这些发展中国家聘用一个合适的财税服务中介，希望其专业、可靠、还能省费和保密非常的不容易。中国“走出去”企业需要耐心考察和比较当地专业中介机构的背景和人员水平，慎重选择合适的当地服务中介，有时甚至需要同时和并行聘请不同的服务中介，在不断的合作和磨合，甚至是在试错后，才能最终选定长期合作的财税服务中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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